2025年4月3日，杭州银行（600926.SH）发布公告宣布副董事长兼行长虞利明因“个人原因”辞去所有职务，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。此前市场流传其于4月2日工作会议前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。
在传出"失联"消息后，杭州银行于当日晚间即发布公告确认辞职事项，并由董事长宋剑斌代为履行行长职责。杭州银行方面表示，目前各项经营活动正常开展且经营质效良好，已对相关工作作出妥善安排，强调虞利明的辞职不会对经营管理工作产生重大影响。
尽管相关调查传闻尚未获得官方证实，但高管突然离职的非常规披露方式仍引发市场对公司治理、资产质量及战略连续性的关注。
副董事长兼行长离任
“离职”前曾“失联”
虞利明简历显示，其生于1966年10月，现年59岁，拥有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及高级经济师职称。作为从业逾三十年的金融业资深人士，其职业生涯始于交通银行杭州分行，在该行任职逾二十年间逐步晋升至党委委员、副行长等管理岗位。
2012年7月转入地方金融体系后，虞利明先后担任杭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后升任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兼总经理。在此期间，他同时兼任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，并出任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副董事长、总经理等核心职务。
2023年3月，虞利明获得浙银保监批复，正式履新杭州银行副董事长兼行长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在其任职期间，杭州工商信托因房地产信托违约问题受到监管处罚凯耀配资，引发市场对其过往业务风险的追溯讨论。
在此次杭州银行发布正式公告前，市场曾传闻其“失联”，而杭州银行内部并没有对外正式回应，引发市场种种猜测。
来源：杭州银行公告
“失联”当日，杭州银行发布财务数据
在行长“风波”发生后，4月11日晚间，杭州银行发布了2024年财务年报。
从披露的数据来看，杭州银行在过去一年中实现了营收和净利润的双增长，但在快速扩张的背后，资本充足率承压、信用风险上升、核心中间业务乏力等问题也逐步显现，整体财务表现呈现出“表面稳健、内里承压”的态势。
2024年，杭州银行实现营业收入383.82亿元，同比增长9.61%，归母净利润为169.83亿元，同比上升18.08%。表面看净利润增幅亮眼，但从季度拆分来看，第四季度净利润为31.13亿元，环比下降近20%，达19.64%，与当季营业收入环比增长8%形成鲜明反差。这一背离可能与该季度信用成本的阶段性上升、减值准备计提增加有关，也反映出其利润释放背后的波动性与脆弱性。
杭州银行近十年营收与净利润增长变化
数据来源：财报和网络公开渠道
资产负债规模方面，杭州银行延续了高速扩张趋势。截至2024年年末，总资产达2.11万亿元，年内增长14.72%；贷款总额为9374.99亿元，同比增长16.16%，高于资产整体增速；存款总额为1.27万亿元凯耀配资，同比增长21.74%，存贷增速差明显扩大。在利差持续承压的背景下，存款高增为资产扩张提供了资金保障，也提升了流动性安全边际。
收入结构方面，2024年非利息净收入同比大幅增长20.21%，达到139.24亿元，成为支撑营收增长的重要力量。而利息净收入为244.57亿元，同比增长4.37%，虽受净息差收窄影响，但借助生息资产11.02%的同比扩张，实现了“以量补价”的对冲效果。净息差则进一步压缩至1.41%，反映出当前利率市场化背景下资产端收益下滑的压力仍在延续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中间业务作为“轻资本”战略的重要抓手，并未在2024年兑现其应有的成长性。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37.2亿元，同比减少7.99%，占总营收比例下降至9.69%。具体来看，占中间收入主力的大财富管理业务收入为24.32亿元，同比减少1.98%；而代表银行资本市场服务能力的投行业务收入为6.03亿元，同比下降幅度达15.07%。尽管该行在浙江省内投行主承销规模仍排名前列，但整体中间业务收入的下降，表明“轻资本”转型尚未形成实质突破，对营收的支撑作用相对有限。
在风险控制方面，杭州银行2024年信用减值损失计提为74.46亿元，同比减少7.72%，为连续第四年下降。这一趋势释放了一定利润空间，但也引发市场对其未来风险抵补能力的疑问。其业务及管理费用为112.86亿元，同比增加近10亿元，成本端支出同步上行。尽管从不良率与拨备覆盖率等传统指标来看，该行仍维持在相对稳健区间，但从结构性数据可以观察到潜在风险的积累趋势。
2024年，杭州银行的房地产贷款的不良率达到6.65%，远高于行业平均的1.8%，显现出该行业调整周期下的风险外溢效应。2024年不良贷款余额为71.14亿元，较年初增长10.05亿元，全年核销与处置不良贷款达54.56亿元，同比增长30亿元。据此估算，新生成不良贷款下限为64.61亿元，推算不良生成率至少为0.73%，明显高于2023年的0.38%和2022年的0.18%。正常类贷款迁徙率也从2021年的0.23%逐年上升至2024年的0.86%，反映出正常贷款向关注类或更低等级迁徙的趋势日益增强。
而从贷款行业结构来看，杭州银行对基建类行业如水利、环境管理、交通运输等配置较重，而这些行业的不良率显著低于房地产、制造业等板块，起到了部分稀释不良的作用。但随着基建行业信贷投放逐步放缓，其在未来对资产质量和扩张速度的支撑能力可能也将减弱。
杭州银行贷款行业结构
数据来源：财报和网络公开渠道
业绩增长是靠
投资收益在“撑场面”？
表面上来看，杭州银行近年的净利润一直在增长，但究其本质，更像是一次“财技”驱动下的结果。其利润释放主要得益于拨备的调节空间。
过去四年，杭州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始终高于500%，远超监管要求的150%。根据财政部2019年发布的《金融企业财务规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当拨备覆盖率超过监管标准两倍以上时，应认定为存在隐藏利润的倾向。这意味着，杭州银行具备将部分拨备释放为未分配利润的空间，从而在不改变实际经营状况的前提下，实现利润的“表观增长”。事实上，从2020年起，杭州银行的拨备率持续下降，2024年更是出现回落，这种做法直接推升了净利润的增长幅度，也带来了近年来报表上双位数的利润增速。
数据来源：财报和网络公开渠道
利润的另一来源是金融投资收益，尤其在2024年表现突出。年内该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同比增长74.82%，汇兑损益同比增长近500%。然而，这部分收益具有较强的偶发性，其增长并非源自持续性的经营改善，而主要是市场波动带来的估值变动，例如交易性债券或基金价格的回升，以及汇率变动所形成的账面收益。这些因素缺乏可持续性，也不能真正反映银行核心经营能力的提升。
从资产结构来看，杭州银行资产中贷款和金融投资分别占总资产的42.62%和45.98%。其中，贷款以公司类贷款为主，占比始终超过60%，且其中基建相关行业的贷款占比维持在40%左右。
根据兴业证券的研究，杭州银行2013年基建类贷款在对公贷款中的占比为23%，至2023年已提升至63%。基建贷款通常具备较长的贷款期限和相对较好的资产质量，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杭州银行稳定的收益来源和风险控制基础。但是，这种结构性的局限也显而易见，一方面。基建项目往往利息较低，这意味着净息差压力。 同区域城商行中，杭州银行净息差水平仅高于上海银行，后者是因为金融投资占比过高，最能生息的贷款及垫款较少，加上资金成本不占优势，导致净息差垫底。
近年来，随着杭州本地基建增速持续下滑，杭州银行的营收增速也呈现出明显的联动性减弱，从2019年的25.53%下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5.36%。
数据来源：财报和网络公开渠道
最后，分红端的表现与亮眼业绩形成鲜明反差。自2021年起，该行分红比例已连续三年低于 25%，2021~2023 年分别为 24.55%、21.82% 和 22.52%，2024 年中期分红比例亦仅 22.60%。尽管每股分红金额自 2018 年起保持正增长，2024 年度相较 2018 年更是实现翻倍，但分红增速显著滞后于利润增速，反映出在资本补充压力下，银行可自由支配利润空间受限。尤其在业务扩张需求与监管资本要求的双重约束下，杭州银行不得不优先保障资本充足率，以支撑资产规模增长，这也导致股东回报在利润分配中被迫让渡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杭州银行当前较高的拨备覆盖率为利润释放预留了空间。若按监管要求将拨备覆盖率下调至 150%，理论上可释放大量利润，分红能力也有望随之提升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考虑到经济周期波动与风险防控需求，拨备调整的节奏与幅度仍存在不确定性。
管理层变动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担忧。近期行长的 “突发辞任” 引发舆论关注凯耀配资，外界对其治理层稳定性与战略延续性产生疑虑。在宏观经济转型与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，杭州银行亟需摆脱依赖财务调节的 “财技增长” 模式，通过优化业务结构、提升资本使用效率、强化风险管理等举措，实现从规模驱动向价值驱动的转型。如何平衡股东回报、资本补充与业务发展，将成为检验其战略定力与经营韧性的关键。（《理财周刊-财事汇》出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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